演讲者:温铁军。 记录者:嘎子
(太简要了,凑乎看吧,呵呵)
中国能屡次与经济危机擦肩而过,是因为与其他国家处理经济的手段不同。
中国是二元经济,危机可向农民农村转移;中国是政府公司化,不会破产,发债抗过去。
每当我们打算去做一件大事,前面就会有人因为这事跌倒,我们就会因此谨慎,改变做法,躲过去。HEAVEN BLESS CHINA.
一个假说:一国用何种方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,决定它形成何种制度,然后形成何种制度依赖。
中国是由国家主导完成原始资本积累,由此形成政府公司化路径依赖。起始点:一是通过集体化,获得工农产品剪刀差,二是以人民公社组织劳动力,获取劳动力剩余。
三次圈地运动救经济:1、1984年,6年赤字后出现圈地运动。那是中国经济的真正黄金时代,典型的内需驱动。此次圈地运动的特点是“地方工业化”、“以地兴企”。2、1994年,初步进入市场化,出现滞胀,财政吃光银行,所有地方政府都是赤字,所有银行都是贷差。此次圈地运动的特点是“以地生财”。3、1998年,东南亚金融危机,为防止国内银行危机,再次圈地。此次特点是“以地套现”,形成高增长=高投资+高负债的模式。
98年2月货币政策刺激,两个季度没见效,7月份,财政政策开始刺激,迅速见效。
无论世界何地,危机出现,都是向弱势一方转移,国内是向农民转移,国际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。
盛洪的观点很对:中国的顺差,不是产业利润,而是福利损耗、资源环境损耗。
不同发展阶段,有不同的主导理论。硬套别国模式,不适应。
中国目前的政策趋势,有导致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化的可能。
要知道,中国的农村制度,不是为了经济效益而存在,是为了更重要的社会效益,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。中国农民是小有产者(虽然小的很可怜),打工是赚余钱,小有产者的身份约束了中国农民在受剥削时没有起而反抗。农民无产化很危险。
全世界只有东亚的土改成功了,西方殖民过的国家,土改没有成功的例子。给变色后的尼泊尔政府写了一篇研究报告讲这个问题。
讲了一个例子——大豆大量进口如何导致牛奶鸡蛋加三聚氰胺。重大的问题,都是外部性问题。一个微观领域的受益,一定有它的外部性,它的成本体现在别处。
99年的时候,林毅夫就提出了“新农村”。当时,大家都对产能、劳动力“双重过剩”有共识,但对如何解决没共识。林毅夫就提出了新农村的说法。
98年的刺激经济,形成了第一次资产池,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几年高增长。这次的刺激经济,将形成中国的第二次资产池,支撑中国经济未来几年的高增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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